当关税从贸易工具演变为地缘博弈的武器，全球经济正经历一场深刻重构。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，一场汇聚全球政要、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的论坛，围绕“关税战冲击下的全球贸易新格局”展开了深入对话。
关税战影响几何
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在发言中提出，全球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，地缘竞争正在深刻改变经贸格局。关税不仅仅是贸易工具，更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变量。其引发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潜在障碍，可能导致更多贸易摩擦。政府政策空间收窄、商业不确定性上升、消费者预期难以稳定，令全球经济变得更加脆弱。
黄根成总结称，关税战带来的三大影响值得高度关注：首先，可预测性降低。各国在贸易伙伴选择和合作方式上变得更为谨慎，信任度下降。其次，供应链加速重构。各国政府通过投资筛选、友岸贸易等方式降低战略依赖，企业则通过买家多元化、建立区域枢纽来分散风险。这一过程中，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更多挑战。第三，监管环境复杂化。不同政府采用各异的技术标准和政策，大型企业尚能应对，但中小企业承受压力显著加大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。
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丹尼尔·保洛陶伊也认为，关税战对经济带来的冲击是多重的，其中之一就是供应链重构与“友岸外包”。关税冲击导致供应链缩短，各国希望通过进入更安全的市场来增强韧性。然而，这一过程也增加了成本，阻碍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，进而影响产品价格。
保洛陶伊强调，可预测性对企业至关重要，而当前的高度不确定性正影响全球增长潜力，对劳动力市场造成长期伤害。对于国家银行而言，关税战和全球贸易碎片化还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压力，增加了财政的不稳定性，并可能出现更多极端情况。
世界贸易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、美利坚大学教授罗伯特·库普曼表示，现代生产体系是一个大的网络。关税战一旦发生，其他贸易相关政策都会通过贸易链条向上下游扩散，同时影响投资决策。
亚洲成为“再全球化中心”
面对关税战的冲击，全球贸易体系并未走向崩溃，而是在加速重构。
罗伯特·库普曼提出，重构的方式包括生产和技术中心转移、与友好国家建立更深入纽带、友岸外包等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了4.6%，高于世贸组织对2026年0.5%的预测。服务贸易增长更快，达到4.8%，增速超过制造业贸易。
“亚洲是最大的一体化贸易地区……也是最大的制造枢纽。”在罗伯特·库普曼看来，亚洲正处于“逆全球化的再全球化中心”，能够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基础。如果欧盟加强与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和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（CPTPP）等框架下地区的协调与合作，就可以对冲美国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。
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成也认为，30年前，亚洲的中产阶层数量很少，而现在全球中产阶层的重心已经转到亚洲。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亚洲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将不断提升。
面对着更加碎片化与不确定的全球贸易体系，黄根成提出，地区合作愈发重要，“过去一年的教训是，没有国家可以在如此不确定的环境中独行。”
他认为，亚洲拥有独特的机会来构建稳定性，具体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：其一，深化地区一体化。东盟就提供了一个范例，即便全球经济日益不稳定，东盟依然保持团结。同时，东盟正加强与欧盟、海合会等伙伴的关系，为成员国提供多样化机遇。其二，加强贸易机构建设。通过实施“中国—东盟自贸区3.0版”、推进“东盟—韩国自贸协定”，以及RCEP的持续深化，这些机制性安排最终可成为更多自由贸易协定的路径。其三，推进前沿数字化合作。在人工智能、生成式AI和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若无共同的安全标准与政策标准，技术发展可能带来更大的碎片化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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